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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周有光谈谈河上肇与资耀华


2020-06-17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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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01-1511:19

来源: 

徐瑾经济人

作者作者: 

徐瑾

从周有光谈谈河上肇与资耀华

从周有光谈谈河上肇与资耀华

周有光、张允和夫妇

“我到日本那时候思想‘左’倾,希望去跟河上肇”。语言学家周有光如是回忆。这位百岁老人于2017年1月14日去世,公众随之对这位“汉语拼音之父”(周对称号曾有否认)掀起追忆高潮。其实,周有光不仅有从经济学转向语言学的第二次道路选择,他三十年代初期也曾经有一次重要的道路选择,而他最终决定去日本留学甚至回国,最大原因都在于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。

按照周有光的记忆,河上肇当时已经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,“非常有名”。周有光甚至为了河上肇放弃东京帝国大学而选择京都帝国大学,然而等他考到了到京都,河上肇已经被捕了。周有光根本没有看到河上肇本人,期待学习的经济学专业也丧失了对象,所以留学学习经济学目的没有达到,留学主要是学日文了。随着妻子张允和怀孕,他呆了不到两年,就回上海了。值得一提的是,当时上海和日本非常方便,不仅来往并不需要护照,从大阪到上海坐船一天就到,而且不少人选择留学日本,原因也在于日本比上海生活便宜。

河上肇何许人也?河上肇出生于1879年,其家乡是山口县玖珂郡岩国町,属于以往幕府时代赫赫长州藩,出过吉田松阴、高杉晋作、木户孝允、伊藤博文等明治维新重要人物。根据河上年谱以及自传,他出生于一个低级武士家庭,青年时代就和同学办过同学杂誌,写过提倡日本发展工业的《日本工业论》等文章。

河上肇成年之后,来到东京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,毕业之后一段时间担任东京帝国大学农科讲师等职,后投身报界,在《读卖新闻》以化名连续撰写《社会主义评论》引发关注,后加入京都帝国大学担任教授,创办个人杂誌《社会问题研究》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。

1928被迫从京都帝国大学辞职后,河上与大山郁夫等人组织新劳工党,随后他提议解散,1932年9月9日年过半百而正式加入日本共产党;1933年8月,河上以违反《治安维持法》罪名受到审判,当年8月8日一审判处5年,9月放弃上诉,1937年因为皇太子诞生减刑出狱,1941年得以回到京都,1945年2月因为“寒冷以及营养不足”病倒,1946年初在京都旧宅病逝,享年67岁。

事实上,不只周有光,河上肇对于中国知识界的影响甚大,被认为启发了李大钊、周恩来、郭沫若等人,而且影响不仅仅限于马克思主义者,当年鲁迅的书账上也有河上肇的书,据内山完造回忆,河上所着《贫乏物语》简直如同小说一样的畅销。

李大钊1919年的名篇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,更是被认为受到河上肇个人杂誌《社会问题研究》系列文章影响;郭沫若不仅伏案艰辛翻译河上《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》,更是表示“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时期,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,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”。甚至河上被认为他一生除了鲁迅之外写诗纪念最多的人。而周恩来据说是因为日语不过关才没有投身京都大学河上肇门下,其诗作《雨中二次游岚山》“人间的万象真理,愈求愈模糊;——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,真愈觉姣妍”,也被认为是表示受到河上着作启发感悟马克思主义的欣喜。

自称受到河上肇影响的人不知凡几,但是直接受业于他的并不多,日本学者三田刚史统计京都大学与河上肇交往有约为17人。今天谈到外界河上肇影响的人,多数是政界闻人,而他的学生中,也有一位着名中国经济学人,那就是中国银行业泰斗资耀华。

资耀华1900年出生于湖南,17岁不到就留学日本,26岁他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,后来受到“民国摩根”陈光甫赏识在银行界任职,出版不少重要着作。当时16岁的资耀华带着30多块银元就去了日本,他的感受和后面的周有光差不多,那就是方便便宜,去日本比去北京天津还方便,而且日本政府还有不少官费奖学金。

资耀华到了日本不久,决定学习经济,偶然得到日后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指点,告诉“经济可不是会计,它是一门科学,是研究生产关係和生产力的学问”,并且介绍日本经济学界分为旗鼓相当的东西两大派别,“东京是庆应大学的福田德三博士为首,他以富国论为基础,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学说;西京(即京都)是京都帝国大学河上肇博士为首,以资本论为基础,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说。”

李达建议,资耀华本科毕业后可以进京都帝国大学师从河上肇。资耀华本意也如此,李达一席话让他觉得“顿开茅塞胜读十年书”。于是他未来的道路就按照李达提示,预科毕业就申请京都第三高等本科,目的方便进入京都帝国大学,英文之外的外语也从德语改成法文。

当时京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原理(经济原论)是由河上肇与田岛教授轮流讲授,每人担任一年,资耀华顺利进入京都大学经济学部时,刚好那年还是河上讲授经济学原理,如愿以偿地,河上肇成为资耀华指导教授。河上上课的时候不仅不同学科的人会来,校外也有人来听。如李达所言,河上肇讲学时没有讲义也没有稿子,资耀华记录得非常认真,并且加以自己的理解,回国积累几大册笔记準备出版,但是一直没有找到的好机会,甚至在全国政协代表大会时候也不忘与进度大学同学杜国庠讨论。谁想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因为红卫兵抄家,这些笔记连同其他文稿统统付之一炬,资耀华甚至为之暗中饮泣。至于为资耀华谋划人生道路步步为营的李达,也在文革中死在武汉大学。

对比周有光未能受教于河上肇,资耀华得偿所愿,但是对比两人日后命运,其实也很难说更好,尤其对比河上肇的跌宕一生,得失或许只有上帝知道。

河上肇少年得志,多年在在日本公共领域备受关注,一生褒贬无数。

不过他耿耿于怀的评论,来自他入狱之后,1933年《文艺春秋》刊发的杉山平助撰写的一篇文章,批判完河上“无论从哪一点看,他绝不是具有站在顶峰、支配时代的能力的人”、“不过是东倒西歪的人物而已”之后,这篇文章也指出河上具有“纯情的人”、“专心一意的求道者的脸相”。虽然河上对于这篇很不满,但他在自传也花不少篇幅提到这篇文章,可见儘管存在误解甚至歪曲,这篇文章点出河上肇的一些特质。一方面是他一生追求变化,无论年轻时候受到伊藤证信影响追求“绝对的非利己主义”还是随后对于马克思主义逐步理解;另一方面在这些追求中,河上肇认为自己一生是变化多端的的同时有不变的本质,即追求真理的至柔的心。

诚然,河上肇的一生经历很多转变,他曾经表示从1924年前后开始从研究经济学进而研究哲学,翻译《资本论》也是比较晚才开始,“非到1930年前后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”,至于早年论述“连一点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子也看不到”、“绝对找不出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”。这一叙述其实也与资耀华的感受一致,虽然中国《辞海》讲河上肇介绍为“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者,社会主义运动”,但他上学时,只觉得他是一位很有造诣的经济学者。直到晚年,他尚且记得河上肇博士的临别赠言时的珍重期望,对比别的老师应酬客气,河上教授则诚诚恳恳语重心长,“你将来还要走很长很长的路,得下最大的功夫,要好自为之!”

正是对于真理的坚持,使得河上风骨以及精神超越绝大多数人,迄今仍旧带有殉道者的精神感召力。在审判之前,他为了争取缓刑写了退隐书斋的《狱中独语》,但也坚持“在隐退于书斋后,余将依旧为信奉马克思主义之一学者”。此外,在监狱之中,虽然体力精神备受折磨,但是仍旧不愿意以转向换得释放,即使面对很多曾经日本共产党党魁的转向也不为所动。

在1937年出狱之后,河上肇活动基本局限于书斋,他在陆游的诗作中找到共鸣或者说慰藉,在自传开篇就引用了陆游的“此身合是诗人未?细雨骑驴入剑门”,认为此刻陆游诗性勃发,激动如“春潮”“汩汩流动”。这看似偶然,其实也是一种回归。少年的河上本来报考了文科,因为同乡先贤吉田松阴的影响,又毅然改变志向报考法学院,当时他的德文老师就力劝“你是诗人的才具,不是学法律的人”。某种程度意义而言,河上的精神气质确实是一位诗人,难怪郭沫若对他的心有灵犀。

河上肇自传从1943年开始秘密写作,本来没有计划出版,但随着1945年8月15日天皇的“玉音放送”,日本战败时刻到来,形势发生重大变化。当自传第一部分在《世界评论》杂誌刊出之际,河上肇的生命也接近尽头,“卧床不起,生命垂危,据说连那本杂誌都拉不动,只能抚摸一下封面而已。”

西风东渐之中,日本是一个重要关口,马克思主义理念从日本传向中国的路径也在情理之中,直到1960年代,毛泽东尚且对日本来客表示“河上肇写的书,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。河上肇在《政治经济学》那本书中写有怎样从旧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新的政治经济学,河上先生说新的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,因此每年都再版发行”。根据日本学者三田刚史研究,中国关于河上肇各类翻译众多,单行本为19种,如包括各种版本则有37中,论文为60种。

河上的自传中,对于书斋生活充满怀念,其实他一生几乎都是在书斋里渡过,也自认的确是个读书人。某种程度而言,他进入偏向实际的经济研究已经略有偏题,当从书斋捲入社会运动更是突兀。他曾经回忆二十年代的变化如何导致他个人的道路变化,首先是日本共产党在1927年选举中露面,导致1928年针对共产党的逮捕事件,这一变化可谓日本学术界重大事件,不仅左翼刊物逐渐绝迹,也使得大学经济学领域没有有研究和发表的自由,河上本人也因此被迫离开学校,“要是永远待在能够随便说话、随便写作的太平环境里,想我这样愚钝的人,是绝不可能把自己锻炼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。”

随着战后盟军的佔领,日本陷入“一亿总忏悔”的口号之中,曾经被禁止的一度重新获得新生,河上肇时候出版的自传迎来对他的怀念高峰。根据《拥抱战败》一书记录,河上肇在公共视野中本来已经消失多年,但自传的流行带来新的“河上肇热”,如同传奇人物的“死后复活”。无独有偶,和河上肇一起进入1947年畅销榜的日本作家,还有死在狱中的三木清以及被间谍罪处死的尾崎秀实,儘管这三个背景不同,但是他们都不同程度与马克思主义有所联繫,他们独立思考的共性对于过去的多数人的狂热形成对比,他们的吸引力也在于他们的牺牲者身份,“即使在某种意义上,他们正是现在发现他们有魅力的同一批人的牺牲品”——畅销书与死去的英雄回归,共同构成战后短暂文化危机中的殉道者形象。

经济学的历史并不长,在亚洲更算新兴学科,而俄国革命的爆发,其实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亚洲引发迴响,如此情况之下,河上肇在日本与中国备受欢迎,其实也是当时是社会思潮的反应。新旧交替之间,旧的已经毁坏,新的尚未建立,河上的热情探索呼应了时代内在饑渴,无论战前还是战后甚至现在都是如此。

早在1906年,河上刚刚在《读卖新闻》等公共空间崭露头角之余,就有人用德语写信给他倾诉“那些早就失去了内在生命的像符咒一样的教义,已经不能使我们感到满足了,如果我想获得真正的生活的话,麵包之外,我们还得有有些别的东西。”这种情况之下,他的敏锐地把握住时代脉搏,也被裹挟进入形势变化之中,他的激情特质也使得他的寻道之路对外充满感召,对内这不乏反覆甚至摇摆不定,他的坚守与困惑今天还能吸引人,也正因此无论时代如何变化,他的努力路径始终引发变化时代的永恆共鸣,“在那汹涌澎湃的波涛下面,还有一股永恆的潜流,指向着解决与人生相终始的谜”。

从周有光谈谈河上肇与资耀华河上肇

河上肇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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